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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派遣罗明纳兹前往中国的决定，最早是在1927年6月1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经过一番讨论和征询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后，最终在6月20日决定，立即派罗明纳兹同志前往武汉执行任务。
7月23日，罗明纳兹与他的助手、德国共产党成员纽曼一道，匆忙抵达汉口。为了掩人耳目，罗明纳兹自称为基督教徒，居住在基督青年会的住所中。当天晚上，他便与瞿秋白、张国焘等中共领导人见面，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并详细了解了中国的政治形势。
罗明纳兹，出生于1898年的格鲁吉亚（位于高加索），与斯大林同乡。外形高挑，鼻梁挺拔，眼睛蓝色，虽然年仅29岁，却因其经历和长相显得岁月沉淀，仿佛比实际年龄更为沧桑。他在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2年作为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四大”。在此次大会期间，他与瞿秋白初次“相遇”，尽管彼此未曾在意，但谁也未曾预料到，几年后的今天，他们会在武汉再次相见。
展开剩余83%罗明纳兹此行的任务十分明确——携带着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最新指示来中国执行。怀揣着共产国际的重托，他在见到瞿秋白和张国焘后，毫不拖泥带水地指出：他是共产国际的全权代表，受命纠正过去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并指导中共中央的工作。接着，他严厉地批评中共中央违反共产国际指示，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将责任归咎于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做了歪曲解读。
罗明纳兹此番言辞令张国焘极为反感，他顿时与罗明纳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使得原本顺利的谈话陷入僵局。然而，瞿秋白对此的反应相对冷静。由于之前鲍罗廷在庐山与他讨论过国际代表的情况，瞿秋白已经有所心理准备。他也了解罗明纳兹的背景，尤其是与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鲍罗廷在与瞿秋白的讨论中曾明确表示，失败的责任需要由中共中央和陈独秀承担，以维护共产国际的威信，避免托洛茨基派对斯大林的攻击。
因此，当罗明纳兹发表意见时，瞿秋白显得比张国焘更为冷静。在经过瞿秋白的调解后，张国焘终于平静下来。接下来，瞿秋白和张国焘向罗明纳兹提出了南昌起义的相关问题，急需紧急指示。
他们向罗明纳兹询问了南昌起义的具体方针，包括起义领导机构的命名、政纲、组织结构、应采取的策略等。更为关键的是，他们关心苏联是否会为起义提供必要的资金、军火、物资以及军事顾问的支持。然而，面对这些问题，罗明纳兹表现得相当茫然，表示需要请示莫斯科，似乎并没有充分了解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
这让瞿秋白感到相当失望，他曾私下对我说：“共产国际怎么派来这么一个‘少不更事’的代表？不仅没有主见，面对南昌起义时也毫无头绪。”
瞿秋白并不气馁，他单独与罗明纳兹进行了长谈，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具体局势。他向罗明纳兹解释了中共中央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责任问题，探讨了是否公开批判陈独秀、如何确立新的政治路线、维持组织中央的威信等问题，并提到如何尽快推进南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经过这番深入的交流后，罗明纳兹对中国的情况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7月26日下午，在罗明纳兹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常委会在汉口的一处住宅秘密召开了会议，瞿秋白、张国焘、李维汉、张太雷及罗明纳兹等人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讨论的两项重大议题分别是南昌起义和筹备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对于南昌起义，大家一致认为是正确的决定，最终决定派张国焘前往南昌落实中央的指示。
然而，关于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的议题，会议成员之间意见并不一致。罗明纳兹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决心和坚定立场，推动着紧急会议的召开。瞿秋白对此表示认同，认为这是当下必须要做的事。最终，瞿秋白被增补为临时常委，并负责起草和翻译中央紧急会议的文件等重要工作，逐步成为罗明纳兹的重要助手。
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党组织转入地下，中共中央领导班子搬到了汉口的德林公寓。这是一座西式三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公寓楼。周恩来和邓颖超曾居住过这里。此时，瞿秋白、李维汉、邓小平等人也秘密住在此地，商讨如何挽救革命大计。
1927年8月7日，瞿秋白和李维汉等人从德林公寓步行前往三教街41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紧急会议。由于时局的紧张和交通的阻隔，会议在当天从上午一直开到晚上。为了保证会议的安全和顺利进行，会议的具体组织工作由时年仅23岁的邓小平负责。他作为中央政治秘书，在会前负责接待代表、安排食宿、确保安全等工作，直到会议结束。
在罗明纳兹的提名下，会议最终选举产生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正式委员，瞿秋白等9人当选为常委，成为中央的领导骨干。此后，瞿秋白被确定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并负责主持中央工作，成为中共党内的重要领导人。
八七会议标志着中国革命面临的危机转折点。在这场历史性的变革中，罗明纳兹和瞿秋白共同担起了中国革命的重担。在罗明纳兹的指导下，瞿秋白逐渐从一个理论家成长为实际操作的领导者。
然而，尽管罗明纳兹和瞿秋白一度力推武装反抗国民党，急于采取进攻战略，但他们忽略了中国革命已经处于低潮的现实。革命的力量尚显不足，过度依赖武装斗争而忽视了政治上的策略，导致了盲动主义的错误。尤其是在八七会议之后，中共党内的“左”倾情绪愈发严重，许多盲目起义和毫无胜算的进攻浪费了大量宝贵的资源和革命力量。
1928年1月，随着党的策略问题逐渐暴露，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武装起义政策的通告，反思起义策略中的盲动主义，开始逐步纠正这一错误。此后，随着共产国际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强烈，罗明纳兹和瞿秋白开始逐步意识到他们之前的过于激进的策略问题。
总的来说，瞿秋白与罗明纳兹虽然带领中国共产党度过了许多艰难时刻，但他们的领导理念和策略，尤其是在盲目激进方面，未能有效调整，也为后来的革命失败埋下了隐患。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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